虞洽卿:游刃政商的葵花宝典

发布时间:2018-05-14 20:37:32

虞洽卿:游刃政商的葵花宝典

  他出身寒微,十几岁从浙江宁波来到上海当学徒,依靠自己的天分与勤奋,从跑街伙计逐渐成长为买办,进入上等商人行列,最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上海商界领袖。他曾和李鸿章打过交道,也追随过孙中山,更是蒋介石发家时的「钱袋子」。在不断积累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过程中,他构建起一种别样的政商关系。他叫虞洽卿,他的故事,值得每个想了解商业、了解政商关系史的人细读。

  香港首富李嘉诚今年 90 岁,近日宣布退休,安享健康晚年。我记得,以往高寿的著名企业家,大陆有荣毅仁(89 岁),台湾有辜振甫(88 岁),而在 70 年前,有当时全国闻名的虞洽卿(78 岁)(虞洽卿,1867.6.19-1945.4.26,近代实业家、金融家,原上海总商会会长)。他们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创业史,永远是我们关注的话题。

  虞洽卿出来「创业」的时候,只有 15 岁,照我们今天的说法相当于「 00 后」,结果一折腾就是 60 多年。我以前对他的历史不甚熟悉,这回把网上和纸媒都速读了一下,发现他生前影响巨大,好评为主,但病逝后也受到不少负面评价和政治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从 1981 年开始,有关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了对虞洽卿的重新论述,从正史到野史,他的故事从故纸堆里被一一挖掘出来,广泛传开。

  有一本《政商中国:虞洽卿和他的时代》是最新的专著,作者冯筱才。十多年来长期收集整理研究虞洽卿史料,已经写过一些专论。我做笔记时,这本关于著名企业家的史论,史料详实、视角犀利、叙述流畅、可读性强,确实给人新的启迪。难怪吴思和杨奎松分别为之写了精当的推荐语。

  《政商中国:虞洽卿和他的时代》的作者认为,虞洽卿不是胡雪岩,不是红顶商人。从虞洽卿的政商故事看,他既没有从属于某一朝廷重臣,成为幕府之宾;也未曾负责过大型官商合资企业。这一方面与他的年龄、时代等有关,也说明,清末时势重心之变化。他这位 19 世纪的「 60 后」,走了一条新的政商崛起之路,其依托的主要基础则是其个人拥有的身份资本:买办、同乡领袖、租界调人。

  据作者考证,1881 年,虞洽卿奉母命跟随族亲虞鹏九来到上海。根据虞的自述,他到上海后,本来要进钱庄当学徒,但由于位子被占,被安排进瑞康颜料店做学徒,由于能力出众不久就兼任跑街事项。在此期间,虞洽卿依靠自己的天分与勤奋,显示出不凡的商业经营头脑,不但掌握了商业营销的基本技术,亦获得颜料行小部分的股份。

  尽管虞在家乡没有上过几年私塾,但他到上海后,却能努力自学,不但识字率大为提高,还通过夜校掌握基本的英语口语,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带来很大帮助,尤其是他的买办生涯。1891 年,虞洽卿经族人礼和洋行买办虞芗山介绍,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工作。开始时任跑街,旋即升买办。鲁麟洋行业务广泛,不仅进口颜料、西药、军装、军火等,还出口豆粮、桐油等,虞洽卿佣金收入甚厚,每年甚至可能拿到上万两佣金。到 1893 年,虞洽卿在上海大概已经进入上等商人行列。

  看来,虞洽卿的「发迹」似乎就这么简单:出身乡野,进城学徒,勤奋用功,交游广泛,自学英文,粗通文墨,成为外企职业经理人,甚至成为荷兰政府舍不得让他辞职的洋行高级买办。其实,天时地利的机遇,是他个人才干发挥的基础: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如火如荼,「北上广」只有上海是当时的全国商业中心,而聚集那里的各类资本,急需培养合适的人力资源,以图更大盈利变现。

  虞洽卿在这样的大历史中,精力旺盛,时刻不忘发挥个人的独特作用。他的主业是赚钱,为了更多更好的积累财富,他也用心积累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据本书记载,1893 年底,他向顺直水灾捐款,捐款人名为「鲁麟账户虞洽卿」,数额为铜洋 78 元。鲁麟洋行在当时上海洋行中属于规模较大者,与政府有业务往来。如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与台湾巡抚唐景崧及上海道台刘麒祥的来往电文中数次提到鲁麟洋行的名字。作为该行华人经理,虞洽卿应会介入这些官家生意之中,并与各地官员建立起初步的人脉关系。

  1901 年,正值庚子事变之后,各国要求中国政府整顿各地官吏,肃清「仇外」势力,浙江布政使荣铨亦在「奉旨遣戍」之列。尽管如此,清廷内部,则希望能够想办法减轻其处罚。5 月 25 日,李鸿章收到上海商人来电,为荣铨呼冤,表示其并无仇视外人言行,请李想办法寻一转圜之法。在电报上列名的包括汇丰银行买办席贵,德华银行买办许堃,鲁麟洋行买办虞和德,义记洋行买办郑守堂,禅臣洋行买办何材森等人。

  此一举动,究竟是奉李鸿章之命而行,还是与其他上海官吏有关,仍有待细考。但此事至少说明买办介入政治已经出现,虞洽卿也已成为上海买办界的重要角色。虞在与官场建立关系之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表现较为活跃,如他不但连署通电,据说在 1900 年李鸿章准备北上议和之际,单独致电李鸿章,「促其力疾北上,以奠大局」。

  1899 年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贝倡议在新闸地方建立「同济医院」,虞洽卿与上海知县王欣甫、英界公廨谳员翁笠渔以及叶澄衷等人共同召集各业董事商议募捐事项。这些公益事项的发起,一定程度上让虞与中外官场关系更加融洽,有助于其社会声誉的提升。尽管虞洽卿从买办起家,但在个人利益问题上,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较强的对外「维权」意识。

  1902 年 10 月,虞曾经与上海其他开平股东联名发起申请将开平矿务局总公司由伦敦移至中国,以便利股东监督公司运作。19 世纪末,宁波商人在各埠洋务及新式工商业界已确定其地位,其领袖人物中不乏跨越政商两界者。

  虞洽卿投资的实业很多,航运、发电、矿业、地产、金融、机械、农产品加工,等等。并且琢磨出一系列商业谋略,比如在家乡和长江水道的轮船业务、在租界设立银行、在上海郊区开发房地产、在灾害年份做平价大米生意。他还在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之前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军政府时已聘请虞洽卿为政府总顾问),按照孙中山的嘱咐发起设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13 年农商部开全国工商会议,议及在各通商大端口设立交易所,1914 年财政部提出官商合办,但均未成事实。真正准备把交易所变成现实的,是孙中山。据林明德之研究,此一主意最早来自张静江,1915 年孙中山派戴季陶赴日本劝诱日人与其合作在上海设立交易所,试图从中得到革命资金。到 1916 年冬,谈判初步达成,此事乃被正式提上日程。

  为了吸引工商界投资,使计划能够实现,孙中山与张静江找到虞洽卿协商,希望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此事当时也算不上绝密,至少天津《大公报》就对此有过报道。同时,孙派戴季陶到北京申请执照,1917 年 2 月,农商部批复下来,但仅同意证券交易一项备案,物品交易则归地方处理。

  虞洽卿将在上海设交易所注册案提交总商会常会讨论,并拟呈文江苏省公署,请其转咨农商部,要求同意证券物品交易共同注册。不过时值政局动荡,孙中山又南下广东组织护法政府,孙、虞联办交易所一事表面上遂搁置。1918 年 4 月 1 日,虞洽卿拟具组织上海交易所意见书与概略一并发表在报端,希望能推动招股。在节略中,虞洽卿反复阐述创办华商交易所最直接的动机,是因为「我不自设,外人将有越俎代我设立之势,反客为主,主权尽失」。而且「现在外人谋之甚亟,我不急起直追,力筹自办,则嗣后商业实权均将操诸外人之手」。

  农商部催促上海总商会与地方官长一起劝商举办。总商会方面,则决定各业自开大会,由同业各自集资,分头自办。这种各业自办的做法,并非虞洽卿等人所希望看到的。不过,为避免上海各业之反对,虞强调证券物品交易所股本 500 万拟先尽各业自行筹措,当时,穆藕初等人对此也表示支持,强调此交易所是由各国有价证券业、花纱布业、金银业、油米业、皮货业七业所分头组织,虞洽卿只是「热心」代各业向农商部呈请。

  初期各报报道也在强调虞洽卿等人创办交易所,是为了与外人组织之商业取引所相抗衡,挽救华商主权,因此,除了「自设机关与对峙外,余无他法」。虞洽卿在这些报道中,几乎被描写成一「救国英雄」的形象,为了公利而不辞辛劳,欲汇聚上海商界合力,抵制外商经济侵略。

  但是,到是年底,上海商界开始出现分裂。一些商人似乎发现虞洽卿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控制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亦列于其营业范围。各业自办物品交易所,似乎也受到虞的阻挠。原本农商部规定金银及花纱布疋暨粮食物品均可自办。上海北市金业总董施兆祥即以金业公会名义致函虞洽卿,要其协商遵令分办,但未得虞之回应。

  施于是对官方称虞洽卿所办交易所,「内部办事方法与报载招股广告不同」,其欲将证券与物品混在一起,各业商人必会反对,因为「一业原有一业之公会市场,一业原有一业之行规习惯」,因此办理不当势必至反,予外人以可乘之隙。金业界对把巨额股本、保证金等置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二三理事之手」,亦表示极不信任,认为所谓理事,其财产也不能保证信用,因此,不如「归各业分办,自负其责」。

  虞洽卿则强调,如果将证券、金业、纱粮分成三交易所,力量分散,不容易对外商形成抗衡之势,其游说策略仍是以「国家利权」为遁词。一时间,所谓「合办」与「分办」两派争论剧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在此情形下,虞洽卿等人决定先斩后奏,1920 年 7 月 1 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租界先行开办营业。此举引起相关利益方剧烈反对。1921 年 6 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执照终于颁给,于是取得合法经营地位。为此事,虞洽卿后来承认「在京逗留十七个月之久」,始如愿办到。据当时与虞一起到北京活动的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最早理事之一,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等)说法,农商部「物品交易所条例」之颁布施行即与他们的工作努力有关。

  同时,当时北京政府也有其自己的利益盘算,不但交易所必须缴纳资本额的三分之一作为保证金存入财政部指定银行,经纪人还得为每笔买卖向政府缴纳交易费。虞洽卿在交易所一事上,还曾动用前大总统黎元洪的关系。1920 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时,由于没有拿到农商部的执照,虞洽卿在举办开幕宴会时,特别在厅前悬挂了黎元洪书赠匾额,上书「五均遗法」,似想以此来暗示其背后的政治支持。

  读这本书时,发现又有新出的《纪实虞洽卿》,这是「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慈溪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从此书「人脉篇」中看到,虞洽卿不仅跟北洋政府不少高官交了朋友,还在为孙中山的革命筹款中交了一大批和的朋友(后来还有两次党内指示提到他,并调整了对商人的政策)。难怪他的社会活动能量越来越大,财富积累当然也更为迅速丰盈了。

  虞洽卿曾经捐款支持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后来又出钱给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1927 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驻在枫林桥上海交涉公署,虞洽卿是最早去见他的上海地方人士之一。据事后虞之报告,两人谈话的主要话题在于外交与财政。

  外交方面,蒋介石大概希望虞洽卿代为向上海外国使团领袖及租界当局解释南京事件,并声明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蒋对虞出面组织商业联合会表示支持,也希望延聘数位外交与财政委员来协助解决面临的困难。更具体来讲,就是命虞洽卿与陈光甫、钱永铭、陈其采等人筹备组织一财政机构,代蒋筹措 1000 万元军饷。次日,蒋介石又与虞洽卿继续商谈,估计主题主题仍不脱两事范围。虞洽卿在这方面皆富有经验,在上海商界又拥有较高地位,显然成为蒋的重要依托者。

  本书作者写道,需要强调的是,发动「四一二」事变前后,正值虞洽卿个人工商事业发展的低谷,其所办三北轮船公司由于连年战事,轮船被征用,经营管理也有问题,因此财务情况不佳。虞自身并非银行家,在为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筹款一事上,虞氏主要利用其自身关系网络扮演中介人角色。

  正因为虞洽卿能一再为缓和蒋介石的财政困境出力,所以蒋对虞洽卿从一开始就信任有加,甚至从一开始就想让虞洽卿出任财政部次长。1927 年 5 月 2 日,他在信中与张静江商量财政人事,特别提出要让虞洽卿担任财政部次长。虞洽卿清楚此一职位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表示拒绝。无论蒋介石态度有多强硬,关键还在于上海商界是否有人愿意帮他们协调,否则蒋的高压也未必有效。

  面对纷至沓来的筹款任务,商界要人避之唯恐不及。蒋为了达到目标,尽管曾使用过暴力手段,但总体来说,仍得靠「中人」从中调节斡旋,虞洽卿主要就是担任这种工作。虞洽卿无疑是在上海协助蒋介石筹措财政军费最重要的人物。王晓籁后来在回忆中就曾称,「北伐军到上海,蒋要钱就找虞,虞想办法就是国库券」。也正因为此,日本方面就认为:「虽然提拔蒋介石的是孙文,但救蒋介石于危难的实际上是虞。」

  到 1930 年代初,其事业基础三北轮埠公司与鸿安商轮公司实际上已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南京政府施以援手,以及他通过政商经营在民间金融信贷上得到帮助,虞氏可能早就被宣布破产。因此,虞之所以热心于社会活动,以及担任各种「调人」,其实也是其「曲线救产」的方式。他所以能在负资产状态下仍保持公司运营,并且仍享受很高的社会威望,也是因为时代造成了其具备复杂性的「中介功能」,对南京政府如此,对工商界以及上海社会莫不如此。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虞发表声明,公开指责张学良、杨虎城犯上。一面以「宁波旅沪同乡会」名义发表通电,督促张学良等人「悬崖勒马,护驾释兵,以安大局」,一面以个人名义发表对陕变意见,告张、杨等应先恢复蒋之自由,以期将功赎罪。西安事变之后,蒋对外表示「引咎辞职」,虞复致长电劝慰,请其打消辞意。

  1937 年,虞洽卿 70 岁,本可以退隐的年纪,但是,日本侵华,国土沦陷,他先是坚持工作在上海,然后从上海到内地,忙碌了八年。关于虞洽卿在战时的经历,目前的叙述多半语焉不详。大致上以其离沪为界线,前段虞洽卿在上海主持米粮赈济,非议甚多。后段论者则对其转赴后方表示赞许,强调其「民族主义」的精神。

  实际上,无论是在孤岛时期,还是在大后方,虞洽卿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活动,仍与蒋介石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一阶段,虞继续协助蒋及重庆政府保持在上海租界之有限权利,并协助稳定租界社会。当汪精卫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的特工人员在上海滩互相厮杀之时,虞则在幕后为重庆人员提供支持。

  在第二阶段,虞凭借与蒋的关系,成为滇缅路物资抢运之特权商人,协助物资输入的同时,虞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虞洽卿离开上海后,实际上也从极为复杂的多面政治角色扮演中解放出来,转向单纯商业一途,其此前积累的丰厚政商人脉,在战时环境下,也对其生意有极重要的助力。

  1941 年 3 月 20 日晚,虞洽卿从上海抵达香港。次日,虞即电蒋告其到港消息。蒋覆电询问其到重庆日期。4 月 12 日,虞洽卿抵达重庆,蒋即予接见并宴请。据《中央日报》报道,虞向蒋报告了他在上海的救济工作,以及「沪市情况」。作为上海商界第一人,虞洽卿到重庆,对蒋介石政府来说,舆论上也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因此,无论是重庆,还是上海,报纸在此前后对虞之报道都相当密集。这些报道之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指虞氏作为商界领袖,正准备协助重庆政府开发西北与西南。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虞在大后方主要的实业投资,其实仍在于见效快或较有把握之实业。尤其带有政府专营性质的燃料与盐业等。如 1943 年 5 月,虞洽卿以 250 万元入股湖南衡阳德生盐号,此项投资与俞佐宸、林熙生合股。1943 年 7 月,湖南省政府筹设湖南第三纺织厂,总资本 5000 万元,虞洽卿投资 200 万元。

  另外,虞也在四川内江投资酒精厂,但具体投资数字不明,1948 年虞氏遗产目录中有「复兴酒精厂债权 2500 万」一项,即使扣除通胀因素,此笔投资仍属较大规模者。另外,虞又在万县办有三北炼油厂。1944 年 10 月,虞洽卿曾以「天叙银团」名义与辅仁化学工业社订立合作契约,投资额 2000-3000 万。该社仍以酒精生产为主。曾有人想其投资开发四川灌县白龙池 5 万亩「荒地」事宜,但虞似无回应。可见他对此种收益缓慢、有风险的投资项目兴趣不大。

  国民政府内迁之后,尤其随着东南、华南沿海各港口沦陷,国际交通受阻。1938 年 8 月,在交通部与军事委员会全力抢修之下,滇缅公路通车,该路即成为重庆政府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也是物资进出口命脉线 月,虞洽卿就在香港组设三民贸易公司,办理开发及运输事业,王晓籁担任经理。当时他的计划并非简单地抢运缅甸货物。虞洽卿长子虞顺恩 11 月 19 日从上海写信给虞洽卿,称其已办妥羊毛呢 400 疋直接运往仰光,可见,当时虞氏也在计划以缅甸仰光为中间站,经营沪渝两地之货物运销业务。三民贸易公司资本 100 万元,其中虞出 80 万元,又帮王晓籁垫款 20 万元,其他业务主管包括朱联馥、刘文照等人。虞在香港向与其有业务来往的挪威华纶洋行借款 5 万英镑,购置福特车 150 辆,投入运输。

  该公司成立后,即与虞名下其他公司合作进货,三民货物后来陆续内运,未受战事损失,至 1944 年基本售尽。据其办事人员自称,「获利千万」。三民之货物售清后,公司便告结束。

  如前所述,虞洽卿成立华商贸易行时,行政院经济委员会曾给予特别许可。因此他在滇缅路抢运物资,便有合法保障。有人说虞有蒋介石一张「手谕」,上面写明虞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留难,这使他的车队运货畅通无阻。从目前的史料证据来看,笔者没有发现蒋发过这样的手令。

  不过,虞洽卿属下公司在非常时期的商车运输方面确实享有极大的特权。如 1941 年 12 月经济部所制订「商车疏运商货办法」,其实就经该部运输统制局副主任俞飞鹏委托给经济部代表与虞洽卿、王晓籁共同办理。由于华商贸易行是奉命开办,享有疏销商货特权。故当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部部长、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都曾写信给虞洽卿,请虞帮助其朋友孙益所购新车及货物从缅甸内运。当然,也许是俞之身份不便出面,通过这种转托避免触犯军事刑律。

  1945 年 4 月 26 日,虞洽卿因急性淋巴腺炎在重庆逝世,此时正是中国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三个多月后,中日战争宣布结束。次年 11 月,虞洽卿灵柩由其创立的三北轮埠公司派轮从重庆运到上海,报载消息称有上万人到黄浦江边恭迎。24 日,「阿德哥」大出殡,仪式仍然盛况空前。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赐予「乡国仪型」四字挽额,并专门来电表示敬意。国民政府送了「输财报国」匾额一方。虞洽卿的灵柩归葬于故乡伏龙山。

  我后来查史料发现,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也派代表参加吊唁,《新华日报》发了「商界巨子虞洽卿病逝」的报道。但是,1949 年后,虞洽卿之前建立起来的那些政商资源,似乎全成为一种政治负资产。

  直到改革开发之后,这 30 多年来逐渐在媒体上恢复出他的比较真实的本来面目。

  :清末新政时期官僚基于政绩生产与商人建立的利益同盟,其「公共性」远大于私利性,政商利益输送常不明显,官员与商人之间稍为亲密的关系也常受到质疑。到「革命」来临,政局动荡分裂,秩序不宁,无论是稳定社会秩序,还是安置各类武装力量,中央与地方官员都需要和商人领袖合作,这种态势下,政商之影响力更为扩大。作者认为,

  因此,「政商」便与传统的「官商」有差异,如胡雪岩,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传统型的官商,但是虞洽卿,其角色却很不相同。虞更多的是依靠「民意」与「公益服务」来获得其自身的社会资本,并成为租界中重要之协调人。